抗战英烈：飞上去，国家就有希望！ - 找对象不要烦了

80年多前，有一群热血男儿，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国魂。

他们是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的主力，被称为真正的“天之骄子”。

这群年轻人在日机疯狂肆虐时，只有一个念头：飞上去，国家就有希望！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各地军阀先后建设空中武力。“东北王”张作霖一度拥有近300架飞机，浙江督军卢永祥也在笕桥开辟了机场。然而，中央政府始终欠缺一支可以抵御外侮的强大空军。

1909年5月13日，革命先驱孙中山曾向革命党人训示：“飞船之习练，为吾党人才中之不可无，其为用自有不能预计之处。”1921年，他于广州大沙头成立航空局，辖有飞机第一队和第二队。

此后国民革命军北伐，国民政府定都南京，10年时间，依然内战连绵、外虏觊觎。

1930年，深感“无空防即无国防”的国民政府决定在原中央军校航空班（1929年，国民政府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内设立航空班，于南京明故宫(微博)机场进行学习训练）的基础上，择址杭州笕桥，扩建为中央航空学校。

选择笕桥，是因为中国当时主要的空中威胁，来自巡弋在东海的日军飞机。笕桥位于杭嘉湖平原，四望旷阔。中国空军以此为大本营，可及时为南京和上海提供空中支援。

第二年，校舍和机场建成，并采购飞机与设备。航校分为东、西两个区域——东区有教学楼、图书馆、机场、油库、机修厂、飞机制造厂等建筑和设施，西区有运动场、办公楼、学生宿舍、别墅群。

高志航（图片来源于网络）

空军的飞机，除由政府出资购买外，很多来自民众的捐赠。1936年，海内外民众就捐资1300余万元，购入美制霍克式驱逐机114架。

最初的一批空军学员，是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转来的。此后，新学员大多来自全国的高校毕业生。资料记载：航校的淘汰率极高，第一期招考入伍生2600人，毕业时只留下46人。

新学员入校后，被分成若干组，每组由一位教官负责教学。教官大多为美国人，采用美式教学法。学员通过初级、中级与高级三个阶段，方可毕业。

初级飞行时，先由教官讲述要领，然后同上教练机飞行。积累经验后，教官会视学员的表现，决定他是否可以单飞。

可以单飞的学员，通过一次考试，就可进入中级飞行。此后，进入高级飞行——飞行难度逐步增大，要求掌握的飞行技巧也更多。

除了飞行训练，学员们还要学习飞行学、航空战术、航空仪器、气象学、无线电学、空中侦察、航空史、空中轰炸、空中照相、地理、外文……

一段时间后，学员之间就渐渐拉开了差距。技术较佳者被编入驱逐组（驾驶战斗机），其次入轰炸组（驾驶轰炸机），再其次入其他组（任机轮手、侦察员、摄影员、机械师、无线电员等职务）。

可以升空参加战斗的学员，为数寥寥。这也保证了学员的质量——毕竟，当时飞机极为珍贵。

至抗战前夕，中央航校培养六期学员，训练出600多名飞行人员。他们被称为“飞将军”或“天之骄子”，所享受的物质待遇，远远高于同级别的陆海军军官。学校的硬件设备，都是最好的。就连修剪跑道草坪的工人，都是聘用的美国人。他们使用专业的剪草机，令学员们相当好奇，称它为“剪草顾问”。

学员的薪酬极高。见习期间，每名学员的月薪为银洋75元，在当时可以买到黄金四五两；半年后见习期满，其月薪即加至银洋150元。那时候，即便每天大鱼大肉，一个月所花银洋不过十多元而已。

资料记载，学员们在校期间，薪水多得花不完，就去杭州、上海订制面料最好的西服，买进口相机，每人都有一辆三枪牌自行车——当时，拥有一辆自行车，相当于现在自备一辆小汽车。一个有趣的插曲是，空军学员几乎个个相貌英俊。这些年轻人外出时，常常吸引大批女孩围观。场景之壮观，不亚于现在的明星走秀。飞上去，国家就有希望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此后八年，中国大部国土沦入血海。笕桥毕业的“飞将军”们，勇敢地登上历史舞台，用自己的一腔热血，谱写了空中传奇。同年8月14日，这群年轻人迎来了第一场战斗。当日凌晨，华东沿海一带正值台风过境。资料记载：暴风雨区域直径达300公里，风速达每秒22米。下午3点半，杭州防空司令部突接紧急情报——9架敌机向杭州上空袭来。随即，全市警报长鸣，街面空无一人，空中阴云密布，一片漆黑。同一时刻，中国空军四大队正由河南周家口调防杭州笕桥。下午4时，经长途飞行的四大队刚降落在笕桥机场，敌机就已来犯。当时，地面上甚至听到了敌机螺旋桨的声音。大队长高志航立即自作主张，率队紧急起飞，迎战敌机。4小时后，战斗结束，我方击落敌机6架，自己的损失为零。6比0，大捷！此后3天，中国空军与敌机连续拼杀。敌机损失惨重，其飞行部队指挥官新田慎一少佐也殒命空中。但弱小的中国空军，在这样的消耗战中，一点点损失殆尽。号称中国空军“四大金刚”的高志航、刘粹刚、乐以琴、梁添成，一次次飞上天空，击落大量敌机。1937年10月，刘粹刚阵亡，时年24岁；11月，高志航阵亡，时年29岁；12月，乐以琴阵亡，时年22岁；1939年5月，梁添成阵亡，时年26岁。与高志航同为东北老乡的阎海文，飞机遭地面炮火击中，自己跳伞，陷入敌阵。他用手枪击杀数名敌人后，举枪自尽。中国空军的飞机数量也直线下降。1937年8月30日，中国空军的可用机数为145架。第四大队的驱逐机仅余14架，为战前编制数的二分之一。两个月后，中国空军仅剩60架各式战机，第四大队的飞机只有两架了。不过，这群年轻人早将生死置于度外，他们戏称：飞机被击落是“红烧”，掉到水里是“清蒸”。曾击落4架敌机的乔无遏，一次在空战中被击落，他跳了伞，落在敌伪控制区。为保护他，十多名游击队员在与日军的战斗中牺牲。辗转21天，他终于回到大后方。那天，基地的广播声震耳欲聋：你们哪个拿了乔无遏的唱片，快送回29中队交特务长，这小子他妈的没死！

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陵园，埋葬着一部分在抗战中牺牲的航空烈士（胡潇/摄）

1938年5月7日，中队长汤卜生独自驾机，从武汉飞抵南京中山陵上空——此时，南京已经沦陷5个月。汤卜生驾机环绕牌坊、祭坛、灵堂，摆动机翼，庄严致敬。他还从舷窗内抛下了鲜花一束。

三个月后，汤卜生驾机与七架日机激战，壮烈牺牲。

“我们每架驱逐机，每日要与敌军5倍以上兵力，持续进行3至6个小时的苦斗。每一队飞机至少有三分之二被敌机枪炮弹击中。其中一架飞机，被击中99颗枪弹，又加一颗炮弹。”一位亲历者曾回忆。

在日机疯狂肆虐时，这群年轻人只有一个念头：飞上去，国家就有希望！

个人之于群体之渺小，但其为国家所做出的牺牲乃伟岸到不可磨灭，后人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