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法语学到哭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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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在巴黎的时光，自开始学习法语后，我在课上就不觉带上了一丝糟糕的情绪。中国人素以耐心平和、忍辱负重著称，我生性却并非如此。资质愚钝，兼之起步甚晚，使得我学习一门新语言时困难重重。这时，糟糕的情绪便占了上风，无论有理或无理。现在的我已不再有泪轻弹，然而，那时的法语课上，年富气盛的我可没少落泪。作为一个后进生，我感到焦躁不已，但这“不速之泪”也令我备感安慰——虽然已届中年，我还不至于心肠冷硬。

按理，旅居英伦长达十八年的漫漫岁月里，我早该学一些法语了。但英语就足以令我头疼，何谈再学法语？如今我痛下决心去学法语，好尽情享受游历巴黎之乐。

我决计十二月到达巴黎开始学习，而不是第二年春天才去。这样，所学可以赶在最佳旅游时节派上用场。而且，我也乐意先领略一番巴黎最原汁原味的寒冬风情。

前去接我的中国朋友向我打包票，说他可以帮我找一名法语老师，然而我苦等两周，仍是找寻未果。我不愿耽搁学习时间，果断报名进了一所语言学校。

记得第一堂课，我怀着肃穆的心情，全神贯注地在教室端坐，同堂听课的还有其他十七位学生。整堂课学生们都鸦雀无声。我们来到巴黎的时间不一，但都是初学法语，大多数人要么计划进入索邦大学求学，要么打算在巴黎长久定居。整个班级无疑是个“大熔炉”，学生中有一个印度人、两个伊拉克人、三个土耳其人、一个西班牙人、一个丹麦人、一个匈牙利人、三个英国人、五个美国人，还有我这个中国人。代表法国的则是我们的老师。后来，又陆续加入一个十五岁的意大利男孩、两个巴西人、一个波斯人、一对来自非洲的夫妇和几个美国人。开学一个月里人数剧增，多达三十人。

我们的法语老师是一位风情万种的巴黎女士，她的前额现出三两道细纹，透露出教龄不浅。当她露出迷人的微笑，细纹便销声匿迹；若我们课上迟迟不做回应，她便眉头轻蹙，细纹又显现无遗。她时常穿一身素净的套装，偶尔穿红色，但更经常是黑色，外披一件厚厚的短款毛皮大衣。毕竟，巴黎的一月还是极冷的。师生互相问候完毕，她便脱下大衣和帽子，款款走到暖气片旁。她接下来的一番话令我们忍俊不禁。她且说且演，即便我们听不懂法语，从她的动作中，也能明白她想表达的意思—暖气片早已坏掉，不能供暖，但靠近它总感觉温暖一点。“巴黎的学校都装有暖气片，”她用英语解释道，“但多数已经坏掉了。”她举止友善，又会说英语，大大减轻了我心头的压力。

但这种美景如昙花一现。自那之后，整堂课我再没听到半句英语，除了法语还是法语！我们边听讲边抄写黑板上的单词，但压根儿来不及从词典中查出意思。老师滔滔不绝地讲，法语单词从她嘴里涌出，如同沸腾的开水中不断鼓起的泡泡，而这些词在我们耳中转瞬即逝，也如同泡泡破裂一般迅速。真正大难临头的时刻，还数某人被出其不意地叫起来，用法语作答。“倒霉蛋”听到被叫，站起身来，对着黑板和老师两眼发直，一脸茫然—甚至连提问都没听懂。于是他试着用自己的母语，小心翼翼地请求老师重复一遍问题，老师急得一跺脚，迸出一串连珠炮似的法语—这应该是严厉警告我们不得使用母语。熬到下课铃响，我如释重负，这种欢欣之感，不亚于三十五年前听到学堂的下课铃声。

对这规矩，一些稍晚入学的学生自然不明就里。一次，一位面颊红润的巴西女士答不上问题，突然爆出一连串葡萄牙语，听上去像怪异的小号调子。自然，老师用法语坚决地回应：不许说母语。就在此时，一位美国女士仍浑然不觉，慵懒地用美式英语询问毛皮靴子的法语是什么，边说边取下自己的靴子，高高举起。学生们顿时沉默，只有老师用法语发话了——在我们这个多语种的协奏曲中，她的法语是唯一的独奏乐器。接着，老师用英语说了番不无道理的话：“我可不是在教小孩子，你们应该勤奋，自助者天助。你们跟着我学法语，必须只讲法语。”那一刻，她与平素的气质完全不同。那个早晨，她一贯的和善也消失不见。无论如何，我还是敬佩她的严肃敬业，还有那份一心想教好我们的责任感。

我想，她对教学是有一套的。她首先会在黑板上写下一些简单的单词，边写边用法语解释；然后，会在墙上挂起图片，并指着图片上的实物，说出其对应的法语名称；接着，用一些单词造些简单易懂的句子；最后将这些句子串成一个故事。之前，我迫不及待地想听到下课铃。这时，老师的讲课方式却让我宛如身在幼儿园，甚至有点儿期望着被抱进小床哄午睡。

数次课后，一些同学开始被叫上讲台回答问题。起初只是考查单词，即便如此，我还是胆战心惊——见鬼的是，学习了数日，我仍不解其意。动词和形容词变化多端，高深莫测。冠词le和la则如同伦敦人行道上的玩具猴般令人难以掌控。见有人在讲台前犹豫不决，无法作答，老师脚一跺，连声感叹：“唉……唉……”然后开始说一通。但我们没人能领悟到老师的“旨意”——“倒霉蛋”不知该下去就座，还是该继续站在那里，直到老师从背后轻推一下，示意其归座。我两次被叫到讲台上，每次都恨不得自己出生在中国的南方——南方人一般不像我生得这般人高马大，引人注目！

一次，有两个学生先后被叫到台上，模仿商店的橱窗模特。第一个是那位匈牙利同学。在以前的课堂点名中，我们得知她嫁给一位英国男士，目前和先生在巴黎经营生意。她向来长于打扮，全身衣饰鲜有重样。那天早上，只见她帽子上装饰着一根橘色的羽毛，脖颈上系着同色的丝绸围巾，与她那硕大的金耳环、金项链和金表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衬得深紫色的外衣煞是好看。她站在讲台上，神色温和亲切，不时莞尔一笑，但当老师开始逐一指着她身上的各种物件时，我们大惊失色。“帽子、围巾、衬衫、大衣”等，逐一被问到。很快，这些单词在我脑子里成了一团糨糊。万分后悔啊！在沿着香榭丽舍大街北侧逛街，对着橱窗里的商品凝视时，为什么没记下这些名称！不久，我们就在这位匈牙利女士身上贴上名称：头、头发、脸、口、手等。我们注视着同学，好像突然变成了学艺术的学生，或者一群在某家医院实习的医学院学生正端坐在一个病人前。这“病人”实际上也由其中一位学生扮演，而其他的扮作医生或护士，讨论着“胳膊如何”“腿如何”，“病人”在他们眼里似乎是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

还没来得及理清思路，我的名字即被点中。老师其实早已注意到班上的美国男生装束五花八门，其他男生尤其是土耳其男生同样衣着不落俗套，但我因为要赴午宴，恰好穿了一身普通西装。我倒抽口气—真该拒绝午餐的宴请。我极不情愿地走上讲台，尽可能表现出和蔼可亲之态，心里很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从未料到会成为橱窗装扮师手中的道具。感谢上苍让我生为中国人！在一期老的漫画杂志《笨拙》（Punch）中，我曾见过一幅漫画，里面画有九张完全相同的面孔，配有九种不同标题说明：（1）愤怒，（2）喜悦，（3）厌恶，（4）畏惧，（5）狂喜，（6）憎恨，（7）怀疑，（8）仇恨，（9）何星喜（译音）本人。这些表情属于我的一个同胞，他眼睛稍稍上挑，斜挂在高高的颧骨上。当我站上讲台，几乎就成了他，尽管我的眼睛有些微微向下倾斜，且颧骨并不突出地高耸。见我面无痛苦之色，全班猜我是在微笑。等回到座位，全班人心情大好，仿佛我做了次称职的喜剧演员。这样的经历让我意识到，做一个艺术家的模特或时装模特并非易事，因为鲜有中国人从事这行！

老师总是在黑板上密密麻麻地写满单词、句子及简单的法语故事供我们抄写，而我们的耳朵想听明白讲课内容真是很费劲。我以为众人皆比我掌握得多，然而问了问坐在周围的人，发现他们也都一无所知。

我的英语知识倒是有助我抄得飞快，但蹩脚的英语口音却令我处处受阻。因为对拉丁语的语法一无所知，我的英语语法知识让我对法语动词频繁的变换规则干瞪眼，规则的，尤其是不规则的。更别提形容词和名词性的一致了。我完全一头雾水！

两三周后，班上的成员就成了朋友，至少能交流几句。每次见面，总会亲切地来一声“早安，先生！”或“早安，女士！”，并奉上一个大大的微笑，仿佛是见到熟知多年的老友。接着，就没别的话了。课堂上我们几乎没空聊天。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学这门新语言时，各自的母语可让我们在发音时吃够了苦头。我虽讲英语多年，可汉语腔调还是很容易被人识别。一个印度人，虽然可能在英语环境中长大，受的也是全英语教育，还是会带有明显的印度腔。我们班上的那位印度来的女士在发某些音时总是苦难重重，无论老师怎么纠正还是容易出错。她倒是非常勇敢，在老师的一次次跺脚中还是能泰然自若地练发音。我们中最年轻的一位，一位波斯女士，甚至不能开口发出一个音节，但她使尽了各种办法，显示了无比的勇气。

受方言影响，有些来自南部省份的中国人在发R音时颇费气力。通常，他们发出来的R便成了L。这常常成为英语国家人士眼中的笑柄。因而，“fried rice”（炒饭）在他们口中就变成了“flied lice”。我倒是没有这样的困难，但因生于中国中部，我特别的鼻子让我总是分不出N和L。我曾一度认为，我的鼻子虽没有别的优点，倒是有助我发法语中频繁出现的鼻音。但事实却恰恰不遂人愿，字母N和L在法语词组中频频露脸。比方说，“Ne sortez pas avant que la pluie n’ait cesse”（雨停前别出去），我却一直不能将里面的N和L发正确，这可让我在和别人谈话时吃了大亏。

对我们所有人而言，最难的还数听写。要正确写下老师所说的单词，得完整地记住单词的音、形及义。听写能暴露我们对法语动词掌握的弱项。Il préfère（他喜欢）和ils préferent（他们喜欢）的发音完全一样，我们这些初学者不能判断到底该选哪个。“连音”对我更像个难解的谜。单词enfant（孩子）和它在les enfants中的发音竟不一样，我们搜肠刮肚、绞尽脑汁也没想出这个单词。每次听写总会让我们深陷迷惑的泥潭，苦得我们的眼睑总是泪光闪闪；但我们还是硬着头皮，英勇战斗。

听力过后是翻译。对此，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不得不借助英语。一次，一位非洲来的先生被叫起来翻译一个词组—Il a dix ans（他十岁），他站起身，脱口而出：“He has ten eggs.”（他有十个鸡蛋。）当即引得哄堂大笑。一些人猜，单词egg（鸡蛋）在他的母语中的发音听起来应该和法语中的an（岁）很像。

我们也不全是处于这种紧张的状态。实际上，我们的课堂很少沉闷乏味，亦不乏活泼的一面。一位美国女士受邀和一个法国家庭共进晚餐时，想知道次日的一顿法国饭菜中会有些什么。她很随意地问了一下，但老师素来严谨的态度硬是将一个简单的回答变成了一个讲座。她说，英国和美国的主妇在烹饪前总要细读食谱，并用汤勺或容器之类的工具测好食物，她严肃地表示反对，说那压根儿不叫做饭。“有两个菜系，”她说，“法国菜和中国菜。”坐在我前面的西班牙女郎转身对我点点头，表示赞同。我有点儿受宠的感觉。我还没来得及对她的礼貌致谢，一位土耳其同学对老师的说法表示了反对。老师示意安静，他马上安静下来。但当老师开始夸耀法国咖啡的做法时，他又表示抗议，说土耳其式咖啡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对此，我无法判断，但我很享受他这种热情的偏执。课堂上常出现这样交流的情景，话题很丰富，如印度茶、匈牙利红烩牛肉、美国尼龙靴、巴西的落花生。老师有时会忘记那条课堂必须讲法语的规矩，直到她意识到自己在辩论中处于沦陷的境地时，便会用力地跺一下脚，说“必须讲法语”。她并不介意我们大笑。我们总也料不到她下一步会有什么锦囊妙计。“迪瓦尔先生是一个邮递员”这个话题让我们陈述我们未来的职业。有些人闪烁其词：“我是学生。”其他人，包括我自己，说些接近事实的话，这又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并常常引起一阵忙活——在词典中查单词。“莉莉八岁”这个话题使得男生们不得不说出自己的年龄。那个长着浓密的络腮胡须的伊拉克男孩说出自己年仅十九岁时，女老师倒吸了一口气，当我说出“I have forty-eight eggs”（我想说我的年龄是四十八岁）时，她也大吃一惊，随即立刻说道：“你看上去很年轻。”所有人都看着我笑，我马上悟出我是全班年纪最大的。看来在国际版之《法语有泪》（French with Tears）中，本人演技似乎还算差强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