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NO.205：80后，怎么办？——一代人的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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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祥：我们这一代人，努力奋斗却无功而返

嘉宾杨庆祥介绍其新书《80后，怎么办》

杨庆祥：其实最开始并没有想到会成书，本来是一篇文章，大概是在2011年2月份，我在书里面也写到了，很简单，当时我住在人民大学旁边，突然被房东赶走，房子不再租给我了。我是一个焦虑型的人格，当时放寒假了，我特别抓狂，在火车上不停地打电话给很多人，给很多中介公司。我回来就要有房子住，要不然没地方工作。

找房子的同时，我就在想，我们这一代人，努力奋斗却无功而返。我读博士，留在人民大学任教，还落得如此下场。那么，肯定有很多人比我的处境更困难。我对此很好奇，我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于是那个寒假，我开始在家里构思这篇文章。这就是我写作的最基本的动机，我希望通过我个人生活上的困境来观照我们这一代人，甚至不光是我们这代人，只不过我们这代人最为典型。

恰恰在30岁的时候，我进入社会；而当我和这个社会遭遇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世界跟我想得完全不一样。顿时，我有一种从梦中惊醒的感觉。该怎么办？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想把这本书本限定为纯粹文学的研究；我希望在更大范围之内，在更普遍的问题上跟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是我们的父辈，还有我们的后来人进行对话和交流。

书写了一年，写得很慢，因为里面涉及到很多我不熟悉的问题。写出来以后我也没有拿出来发表，因为觉得会很矫情，你不就是买不起房子吗？何必这么矫情呢？你等一等，十年肯定买得起了，或者学校给你分一个小房子。但是我觉得这不是问题的根本，这是我切入问题的一个出发点。

后来文章在天涯发表。天涯那边看了这个文章以后，觉得有一些冒犯的东西，比如说我里面批判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新闻出版总署有个规定，就是文章里面不能出现“权贵资本主义”这几个字，所以要求我把这几个字删掉，文章的题目也改了，觉得《80后，怎么办》有点冒犯，就改成“我希望我们找到那条路”，非常励志，发了删节版。后来北岛和李陀先生他们看到我的未删节版后，觉得很好，就发在《今天》上。当时发出来有一些反响，特别是我身边的阎老师，他很快就看完了。看完之后我们两个都在香港开会，当时借阎老师的房间睡，阎老师说，“你这个文章非常重要，你应该把它写得更充分，毕竟很多问题还没有发掘出来。现在是在谈论你作为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完整的硕士、博士人的一个想法；但其实你要有底层的经验，你应该关注比如说农民工群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肯定更困难。”当时受到启发，也勾起了一些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我2006年在广东的东莞，有一段近乎农民工的生活，两三个月我一直在东莞生活，跟农民工朝夕相处。当时我做一个社会调查，了解东莞农民工的思想状况。由此我在书里面扩大了对80后，尤其是80后农民工的思考。80后的农民工有一亿人，这个庞大、沉默的群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对世界有什么想法？

同时我也觉得，仅仅从我的角度对他们进行书写或者观察可能是不够的，所以我就又补充了一些访谈、采访。2014年4月，我又去广东待了一段时间，在东莞采访了一些农民工，私企的老板，同时还有一些在国企的员工，我想从不同的层面，通过一些代表性的80后普通青年，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采访的时候我尽量不设问，就是聊天，不想有太多先入为主的东西影响他们思考，而是想让他们呈现出一个自然的精神状态。

整个稿子从2011年到2014年，花了将近三四年的时间。中间也联系了很多出版社。我觉得很奇怪，我认为没有什么冒犯的东西，但是很多出版社会拒绝出版，最后转到十月文艺出版社的赵老师还有韩老师，他们特别大义凛然，立即就出版了。韩老师给我写了很长的意见，我看了以后特别感动，他说这是一种真正在场的文学批评，不仅是身体的在场，同时也是心灵的在场。作为一个在大学里面有教职的人，在我目前所写的所有文章里面，这一次是我自己最看重的。

我以前也出了几本书，那些书出了我都自己藏起来，不送人，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为了评职称。但是这本书是我一个心愿，通过这本书我想和我这一代人沟通，发现真正的问。这里面有很多我的偏见，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更是一种提问的书，可能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可以在一个共同的前提下我们来讨论。这是我特别愿意看到的效果。

韩敬群：谢谢庆祥。刚才庆祥提到，在整个书的出版的过程里面，阎连科老师从一开始读到庆祥的书稿，包括给庆祥提建议，包括在书的出版过程中四处推荐，一直在不遗余力对一个后辈年轻的学者尽他作为一个前辈的责任。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特别感谢阎连科老师推荐这本书，而且感谢阎老师对庆祥的鼎力的支持。

我注意到，阎老师作为一个前辈的作家，他始终在关注年轻一代的写作，以及与年轻一代的写作相伴生长的批评；所以也特别想听听阎老师您对这本书的看法，如果有可能的话，听听对您一直关注的80后一代的文学写作和批评的看法。

张悦然：阎老师刚才赶路比较匆忙，他先让我讲。这个问题我跟阎老师跟庆祥都谈过，阎老师说，他在最初的时候对80后一代，可能具体的是80后的写作者，80后的批评家，这样一些创作者，他寄予了很多的期望。十几年前，在80后刚出来的时候好像是一种特别横空出世的姿态，好像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代人会特别特别的不同，大家觉得这代人无论是写的东西还是想的事情，还有他们的表达方式都会和50后、60后、70后完全不一样。

但十几年过去了，阎老师再看所谓的80后，他也坦白对我们说，其实有很多失望的，因为他没有看到我们这代人表达出来任何不同于之前几代人的新思想，在文学领域他也没有看到这代人呈现出真正的有别于之前几代人的出色作品。我觉得阎老师作为一个外部观察者，他提出一个问题，这代人至少对他来说是那么值得期待的一代人，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80后，怎么办》这本书是庆祥作为一个内部的经历者所提出的一次自我反省。就是80后这个群体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什么使他们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使他们失去了最初的那种可能封闭的、尖锐的东西，使他们变成了现在温和的，并且妥协的，极其适应体制的一代人。

在这本书里面，我的作品很荣幸作为杨庆祥的研究案例存在，放在其中有一段叫《从小资产阶级梦中惊醒》中。他选取我的那篇小说，名字叫《家》，大概内容就是，一对年轻的夫妻，我们姑且认为他是80后的一对夫妻，在丈夫的公司给他升职后，却不约而同地一起离家出走，去了四川做了地震灾区的志愿者了。

这个小说表现出了一种80后对于精神力量、历史现场感的极端需求。在2008年那几年，这种现象会表现得特别特别明显，这代人急需抓住一股精神力量，使他们摆脱这种可能他们已经觉得有问题，或者已经感受到极其不适应的平庸的、日常的，他们觉得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平凡的生活。杨庆祥这本书里有更多的分析。

我觉得很有意思，杨庆祥不仅是从一个角度，不仅是从一个群体，还从80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人群进入，比如里面既有东莞的打工者，也有像刚才说的生活还非常优越的这样一对衣食无忧的80后的夫妻，然后去发现他们遇到的问题。可能是沉重的生活问题，比如说房子的问题、工作的问题，也可能更重要的问题，不如这代人的精神困境。这本书里面，我觉得杨庆祥把这两点都表达得非常好，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本书是在为我们寻找出路的感觉。

阎连科：非常感谢大家下午的到来。我刚才进来一看，基本这里都是80、90的孩子们，我以为50、60的人会比较多，显然这是为张悦然和杨庆祥到来的。当然，我来这里蹭一点人气，我讲多一点，你们也熟悉我一点。

首先讲一点，我的儿子和你们一样，也是80后，充满着希望。在15年前，或者说10年的时候，我对80后的认识和今天完全不一样。今天说句实在话，我很失望。我发现可能我这一代人，或者说很多人对80后这一代人有误判。比如我们在10年前，15年前，说80后这一代人非常反叛，好像反叛成为这代人的标志。

到今天想，这代人几乎没有反叛的地方，从长远讲，30年代，鲁迅、郭沫若、巴金这一代人不要讲，那是真正反叛的一代人，丢掉老婆就丢掉老婆，丢掉孩子就丢掉孩子，说不要家庭就不要；49年之后，我们发现真正的反叛者是我们的爷爷，他们真的是说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才是真正的反叛，没有任何犹豫，说走就走；后来再想你们的父亲这一代人，不管是真正的反叛还是假的反叛，他也反叛，他说革命就革命，青年上山下乡时，不管父亲同意不同意，扒着火车就到乡村去了，就到青海西藏这些边疆去了，这一代人也是反叛。我发现我们到80后这样一个反叛完全是一个误判，几乎我们找不到这个反叛在哪个地方。

我今天想这个事，80后，我们为什么当时会那么大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非常能够意识到，任何一个时代的进步，其实靠下一代对下一代的反叛推动的。当然我们说要靠知识、文化、科学等等那些有头脑的思想家、哲学家引导我们进步。但是从最初浅显的地方去走，任何一个在时代完全是靠年轻人对上一代的反叛，如果没有这一代人的反叛，这个社会几乎不可能进步。我们今天仔细想，几乎没有发现80后对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这个社会现实有一种反叛；我们不知道他们给我们社会，给我们的现实，给我们的时代贡献了什么。比如我们都知道80后，住房非常紧张，包括张悦然谈到过她写的小说，杨庆祥也谈到他的经历。但是今天我们说房价多高、房子多紧张的时候，完全是80后的父辈，爷爷们在说房子多紧张；我们几乎看不到80后的孩子真正出来站出来呐喊，我们为什么处在这个社会，我们为什么买不起房子，为什么结不起婚？为什么找对象出现了问题，我们的工作出现了很多很多问题。

这一代人依靠上一代人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现实，但他们很少自主发声。总体来说，我们会发现，这一代人的反叛是我们对他的误判，或者说，这一代人所谓的反叛，并没有给我们时代做出一个突出的贡献。